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 5 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 0 万，留下来的不过 1 万人”。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南京原有居民 100 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 0 万人，所余者只有 0 至 0 万人。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 150 万人口，至 198 年 6 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7 年 8 月 8 日，日军出动两批共 1 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 月 10 日，日军第 18 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 000 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中日大规模开战，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197年7月8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编者注：“K”为此母女姓氏缩写）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编者注：“并”为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简称）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编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绥路难民络绎逃跑，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