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间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汉为正统。
南宋以后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不同见解。
如果说“拥刘反曹”倾向在史书中尚有分歧，在民间则是一致的，民间“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战乱局面，人心思汉，希望天下统一。
人们对蜀汉政权的承认也表示了这种怀念之情。
《三国演义》由平话、戏曲故事到写定的全部演变过程，从北宋到元末，历时约三百年。
这三百年中，汉民族遭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战乱影响，民族矛盾激烈，也必然产生“人心思汉”的情绪。
二是刘备以仁义立国，与中曹操的奸诈相对立，人民群众倾向于“好皇帝”，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罗在中艺术地表现三国史事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的标准。
用政治的天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的成功，赞扬他们正确的战略和神机妙算的策略。
但是当作者用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天平就倾向了刘备而贬低了曹操。
这是因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这段话就是罗贯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刘备和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旗帜与曹操抗衡。
他对庞统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罗贯中把刘备作为实行“仁政”的代表，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作为“霸道”的代表，在承认其雄才大略的同时，又严厉地指责他专横暴虐一面。
应该说，罗贯中的拥刘贬曹主要不是正统思想作怪，他对其他的刘姓军阀如刘表、刘璋等人绝无好感，并不认为他们只要姓刘就可以继承汉室。
他在中灌注了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
一是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在民间和南宋以后的历史家中已经形成了“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对三国历史作出了评价。
经过毛氏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更为精致，但是正统思想则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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