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所说:“至于创作方面，则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代之而兴了。”
“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史上的一大变迁。”
关于话本溯源的话，话本产生于宋代，是蕴蓄涵泳已久的一种历史产物。
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唐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技艺，“说话”就是讲说故事的意思。
话本就是“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说故事和说书的传统。
近年出土的文物中有东汉时代的“说书俑”，歪头吐舌，缩肩耸臀，极为生动地显示出说书艺人讲到紧要关头时手舞足蹈的神态。
比如三国时，曹植能够“诵俳优数千言”，“俳优”可能是一种口头演说的文艺形式。
到了隋代，在侯白的《启颜录》里已用“说话”来专指讲故事了。
真正把“说话”当作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是唐代的事情。
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元稹注道:“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李娃的故事，唐传奇《李娃传》可见其大概。
从现存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几篇唐话本看，可知唐代的说话技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唐代还盛行一种由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俗讲”。
这种“俗讲”，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昭君变》等。
“俗讲”与“说话”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说话”在发展上不仅吸收了“俗讲”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题材内容上也深受影响。
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说话”也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当时城市中出现了许多专门表演各种民间技艺的瓦舍勾栏，在这里上演的除了“说话”外，还有杂剧、傀儡戏、诸宫调等。
“说话”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技艺，因内容和形式以及艺人们各自的专长不同，“说话”又分为四大家:一、，二、说铁骑儿，三、说经，四、讲史。
四大家中，又以家最有势力。
《都城纪胜》曾指出，讲史书的“最畏人，盖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说话艺人渐渐有了自己的职业性的行会组织，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本和戏剧脚本的文人组织“书会”，正是书会才人的辛勤劳动，才使话本成为既是说话人的底本，又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白话。
话本一般又可以分为两类:说话四家中讲史的底本为讲史话本，自元代开始叫做“平话”，“平话”讲述长篇历史故事，取材于历史，后来发展为章回体的长篇。
另一类就是本章所要介绍的篇幅短小的话本，常常被称为，又称为“短书”，它对我国古代白话短篇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白话短篇的发展，从宋元话本开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话本——明末的“三言”、“二拍”——以李渔为代表的明末及清代其他白话短篇。
从宋元至明代初期的话本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到了明中叶以后，俗文学受到重视，一些文人、书商对流传于民间的宋元话本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出版。
同时，一些文人还开始模拟话本的体制进行创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话本，鲁迅先生称之为“拟话本”，“拟话本”的出现，使古代白话短篇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
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
本讲主要介绍宋元话本以及明末及清代以李渔为代表的白话短篇。
“三言”、“二拍”将在下两讲重点讲述。
至于宋元话本的话，因为宋元话本的体制结构一般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
入话，也叫“得胜头回”、“笑耍头回”，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意思相关的诗词或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入正话。“入话”有肃静听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
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话本的主要部分。
话本一般都有篇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它是由说话人(或者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
话本这种体制的形成和定型，是“说话”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话本的成熟。
话本在宋元时代，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