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鬼怪，可以说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唐初，鬼怪都是倾向于录异纪实的。
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文人墨客并“非有意为，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这一时期，家们不讲求词藻华丽，也不讲究结构严谨，但求收录世间罕闻，故而，故事皆短小精简，然却也生动形象。
例如《列异传·孙阿》：宣扬阴间确实存在，亡者仍然有知。中写身为鬼魂的儿子要办事，想请有地位的父亲出面托人情、拉关系，有话又不肯直接对父亲讲，拉出溺爱自己的母亲从中斡旋。
这样的叙述内容使十分贴近现实生活，更增加了录异的真实性。
再如：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证幽明。
忽有宽各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减。瞻黯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幽明录·阮瞻》）
当然，这是鬼怪艺术形象伦理化之后造成的，但就鬼怪自身而言，它与丑的亲缘性关系仍是不能割裂的。
从纪实到宣教再到寄喻，鬼怪故事的发展正揭示了中国古代人的审丑能力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隐而显的过程，即审丑意识的半文学化、文学化、世俗化、经典化发展过程。
当然，这样的分法并不是要把鬼怪故事作机械的阶段划分，事实上，古代的鬼怪故事，常常是纪实之中有深刻的感叹，寄喻之中有宣教的成份，互相交错、难分难解。
但纵观先秦至明清的古代鬼怪故事，其整体脉络还是显示出一种由纪实宣教到寄喻抒情的发展轨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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