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是“一件模仿品”，模仿“常常是令人愉快的”，尽管“被模仿、被临摹的东西是令人不快的”。
这里，亚里士多德给丑划定了范围，并指出丑的东西可以进入艺术，进而被艺术所表现并能给欣赏者以快感。
康德。康德也没有直接提到过“丑”，但是他对于“崇高”的论说却对丑的研究极富启发性。他认为，“美总是同形式有关。
崇高却可以依赖于无形式或‘非形式’——这个有用的字眼可能既包括无形式，也包括畸形。”
在这里，崇高和丑似乎有某种内在的相通、联系，比如形式上的不规则、无限性。（本文在后面将对“丑”与“崇高”的关系作系统的论述）。
康德于“丑理论”的贡献，正如鲍桑葵曾指出的那样，他的“崇高论”是“把表面上的丑带进美的领域中的一切美学理论的真正先驱”。
还有歌德，歌德对于“丑”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他对于哥特式建筑的评论中。
哥特式建筑在世人的观念中历来是鬼魂、吸血鬼出没的地方，常常给人联想到“不明确的，紊乱的，不自然的，一堆零碎，千疮百孔，负担过重”之类的字眼，是“一个畸形的、鬃毛耸起的怪物”，让人“感到不寒而颤”。
但这样一种粗糙的构制、可怕而又“最任性的形式、没有形状的比例”，为什么仍能给人一种被征服了的快感？
因为它的“各部分仍然是协调的”，“有一种专注的感情把它们造成一种显出特征的整体。这种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惟一真正的艺术。
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它就是完整的，有生命的。”
这里，他强调了“丑艺术”呈现于欣赏者的是一种“显出特征”的艺术风格。
歌德于“丑”的贡献也就在于：他从审丑角度出发提出了“显出特征的艺术”这样一个极富理论价值的观点，这是对“丑艺术”最独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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