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截然不同于元代及明初理论家多以曲词格律为重的艺术标准，关目情节的安排技巧反而成为曲家最为重视的部分。
李渔谓传奇一事的义理可分成三项:曲、白与穿插联络之关目，其于〈词曲部〉中的「结构第一」单元提出了七项条例: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
戒讽刺主要属于主题立意的范畴，戒荒唐、审虚实则为题材的处理技巧;其余的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皆属于情节结构的领域。
李渔解释戏剧中所谓的「主脑」如同一文之中作者立言之本意，而一部传奇中的本意正在于「一人一事」，其谓:「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
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一出剧当中当然不仅只有一人一事，然其它各种枝节发展，仍须以主要情节为主，必须紧附主枝干再加以延伸发展，整出戏所有情节才得以呈现紧密扎实感受，才不会予人如同「断线之珠」、「无梁之屋」的散漫之印象，破坏了整部戏的艺术感受。
戏曲发展至明传奇固然呈现另一个高峰状态，然而作曲家在创作剧本时经常袭用古人佳剧之情节旧套;若未能擅用题材之后加上自己的创新之意，此番戏剧难有可观之处。
前人如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等曲家便已关注到此项缺失。
因此李渔亦针对这样的时弊提出了纠正，如〈脱窠臼〉一节中，李渔指出创作剧本最大的陋处便在于「盗袭窠臼」，而最难之事正在于「洗涤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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