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斯被判无罪（后来在压力下他被追加判了一个轻罪），法律依据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财产的安全，对侵入私宅者可以使用致命武器。
“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作为保障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指标，并不是近代的新事物，而是现代人权观确立以前就已形成的一种原始人权，是中西社会共通共享的古老原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东西分流，西方式制度对于这种理念和法律更加发扬光大；东方式制度却将这种理念和法律摧残殆尽。经过对私有制的极端破坏，经过住宅的集体化(公家化)，经过“文革”“抄家”的狂飙，本来源远流长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已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无迹可寻。
“夜入民宅，非奸即盗”，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本是极为普遍的观念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一书中举过一个案例：一名日本留美学生，在夜间误入私人住宅，在男主人发出警告后仍然向前“逼近”，被主人开枪打死。但地方法院判决开枪致人死地的被告无罪释放，引发日本社会的强烈抗议；经过长时间上诉，上诉法院最终确认被告“使用枪支不当”，但仍然只是一项轻罪。林达将这个案例作为引子，引出了关于美国人“私人住所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以及关于美国宪法第三、第四修正案的讨论。
这个案例多年前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但现在想来，林达对这一案例的理解，未免局限于现代人权语境和美国语境，而缺乏更广泛的历史追溯。以下针对林达的论说，尝试作一个补充和修正。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可以视作一部通俗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与其说我想批评它，不如说我是通过批评它以表示我的敬意。
西方历史上的“私宅不受侵犯”观
美国历史学家A.罗杰·埃克奇的《黑夜史》(路旦俊、赵奇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是关于西方中世纪社会生活史的佳作，正好为我们对“私宅不受侵犯”的法律溯源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
埃克奇指出，在照明条件低劣的时代，古人对黑夜有着精神上本能的恐惧和行动上的客观困难，故对于夜间的犯罪行为异常敏感。中古拉丁语就直接用“夜游的人”一词特指夜间犯罪者，而英格兰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条例》规定，可以在夜间逮捕一切可疑人物(页34)；对于夜间犯罪行为，尤其是入室偷窃，当时的法律总是倾向于从严从重判决，甚至因此放宽在审讯罪犯时的用刑限制，“各种夜晚刑事案件中只有一种行为能得到宽大处理：杀死闯入民宅的人。无论是《十二表法》，还是7世纪中叶的《罗萨尔法令》或者1283年《布法西法令》，早期的法典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圣奥古斯丁和英格兰的法律。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即使被害人是入室盗贼)，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1743年，日内瓦公诉人拒绝指控一位开枪打死夜盗的农民。除了引用摩西律法外，公诉人解释说，这位农民在晚上根本无法判断对方是想偷东西还是想杀人。”(页79－81)也因此，夜间被误杀是相当常见的危险，例如17世纪英国肯特郡开枪杀人案件中，多数都是家庭自卫过程中发生的，而在法庭上也都被判无罪(页87)。此外，类似的论述也见于法国让·韦尔东的《中世纪之夜》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105－107)。
很明显，林达所举的那个案例，也可以纳入上述西方法律传统关于黑夜犯罪的范畴；也就是说，林达对这一案例的解读，仅仅强调了“私宅不受侵犯”的一面，而忽略了“对黑夜犯罪的正当防卫”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日本人被误杀一案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那么，这种“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也就不是美国的专利，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古罗马时代———现代人权观念尚未确定的旧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由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所表现出来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不仅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独有的，甚至也不是西方独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私宅不受侵犯”观
对黑夜的恐惧和防卫心理，中西无异；同样，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中，也有着与西方雷同的制度———针对黑夜犯罪的判决从重规则。而且，这类观念和法律在中国的起源也相当古老。
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曾有《居延出土汉律散简释义》一文(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其中分析了居延汉简中一则关于逮捕法例的条文：“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意思是说，禁止官吏夜间进入私宅逮捕犯罪嫌疑人，违反者一旦被私宅主人杀伤，则按照汉律的“毋故入人室”条例处理。什么是“毋故入人室”条例呢？陈先生指出，《周礼·秋官·朝士》注引郑司农之说：“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