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发生这个事件，朝官议论纷纭，都认为由郎官主持科场，职位太低，威望不高。于是，玄宗决定把主考权移给礼部，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此后，历代相沿不改。
唐皇朝对选拔人才十分重视，严防弄虚作假，挟带舞弊，每逢科考，兵卫森严，防患备至。举人入场仪式，也极为隆重。《通典·选举三》说：
先试之期，命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学，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讲论而退。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
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进士曲江大会，有时皇帝还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士子登科之后，并不立即授予官职，还要再经过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做“省试”或“释褐试”。考试合格，才能授予官职。吏部复试分四个方面，据《通典·选举三》载：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尤长）……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
另一条途径是经过地方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的荐引，先作他们的幕僚，然后才由中央政府授予官职。
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二月，亲自在洛阳殿策问贡士，开后代科举制度殿试之先例。不过，唐代的殿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举行的，并没有成为制度。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若直接向礼部投献的，称为“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为“行卷”。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投卷的办法使一些确有才能的人得以显露头角。据《唐摭言·公荐》记载，牛僧孺以《说乐》得到韩愈、皇甫湜的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受到吴武陵的推荐。但是，欺世盗名，弄虚作假者，也不乏其人。中唐以后，投卷多而且滥，弊端百出，一些主考官不得不规定投卷的数量，投卷完全流于形式。
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对选拔人才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为那些达官贵人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同僚的子弟请托，甚至对主考官进行威胁。例如天宝年间，礼部侍郎达奚珣主持考试，不准备录取杨国忠的儿子杨暄，杨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达奚珣被迫录取了杨暄，而且使他名列前茅。
自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鼓励民间学习武艺。此后，凡文科考试之年，同时举行武科。武科考试项目以骑射为主。科场由兵部主持。
文武科士人经过复试合格后，按例分别给以凭照，谓之“告身”。这种“凭照”犹如今之身分证。《通典·选举三》说：
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
此外，唐代还另有一种特制选举，四年一次，称为“南选”。《通典·选举三》说：
其黔中、岑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制科，是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应制科考试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通考·选举考三》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尽管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不如进士科。《封民闻见记》说：“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总之，自魏晋以来所造成门阀的九品中正制，至唐代才完全废除。由于隋唐实行科举制，一般有才学的人，才有登阶仕进的机会，也可以与世族官吏通婚结亲。于是，门第之风随之衰落。门阀世族的衰落，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豪门世族在政治上独占优势的地位便开始动摇，“九品中正”制自然也随之垮台了。所以，依靠考试成绩，不靠门第的科举制度才应运而起。“九品中正”制是以门第取人，取人大权掌握在大小中正手中，而科举制度是以学业取人，取人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科举制度的确立，可谓中古社会政治上的一大变革，这种选拔官吏的办法，多为后世沿袭。我们认为，科举制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选拔官吏制度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封建**政府牢笼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书呆子的一种手段。
唐代官吏的考课制度
隋唐的科举制是选拔官吏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