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艾米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圣西门学说。阐述。第一年。1828—1829》(1831年巴黎第3版)中的下面几段话，已经包含着动产信用公司的萌芽。显然，银行家的贷款可以比资本家和私人高利贷者更便宜。因此，这种银行家“给产业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资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说，利息低得多，地主和资本家在选择借款人时很容易犯错误”(第202页)。
但是，作者们自己在注解中又说：
“由银行家在有闲者和劳动者之间作媒介而必然会产生的利益，往往被抵销，甚至被消灭，因为我们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使利己主义表现为各种招摇撞骗的行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因而使社会受到损害。”
在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此外，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作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第45页上说：
“在一些人有产业工具，但没有能力或不想使用这种工具，而另一些人很勤勉，但没有劳动工具的社会内，信用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把这种工具从占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里转到知道怎样使用工具的后一些人手里。应当指出，按照这个定义，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的结果。”
因此，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方法一起消亡。下面在第98页上说：现在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