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在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紧接在营业不振时期后面的那个时期，货币充裕，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49页)】从1843年夏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1842年春季仍然是41/2%的利息率，到1843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2％，【图克“用剩余资本的积累这一往年资本缺乏有利用途时的必然陪伴物，用贮藏货币的出笼，用对营业发展恢复了信心”，来解释这种现象。(《1839-184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54页)】9月甚至降低到11/2%(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66页)；后来在1847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8%和8%以上。
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当一个老主顾以价值20万镑的有价证券作抵拥，向一个银行家请求借款时，这个银行家拒绝了他；当这个老主顾准备离开，打算去宣布停止支付时，这个银行家告诉他，不一定非采取这个步骤不可，这个银行家表示愿意用15万镑来购买这些证券。”([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0页)】所谓的反向投资策略是否真的意味着市场不理性？
不过，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而具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I．“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末，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1、202页)
II．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Profitsofenterprise)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因为总的来说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所队异乎寻常的欺诈行为往往和低利息率结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铁路欺诈就是这样。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207页)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象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在这里唯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部分归借入者，多大部分归贷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说，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贷出者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一点上，合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