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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的，虽然很爱她们，但也希望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一点儿什么。我需要触摸到生命，再婚是想都没想的。尽管亲戚们都建议我这么做，我却一点儿愿望都没有。哈米德是我唯一想嫁的人，至今还是。再婚就是对他的背叛。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感受还一如当年他刚去世时那么强烈。
这时，政治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并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运。真主想让我为了某个目标而活，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人们的命运，给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带来骄傲的目标更伟大呢？2004年，阿富汗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查希尔国王就许诺引进更广泛的民主，当时还举行了地方议员民主选举。但是，这一民主进程先后因为苏联入侵和内战而不得不中止。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一进程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国家都为之欢呼雀跃。
自从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哈米德卡尔扎伊一直就任临时总统。这时他仍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曾担心，这样的大选必然遭到暴力阻挠，但结果却是进行得相对平静。
一个寒冷的秋日，街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街上参加选举，在一些投票站，一大批穿着蓝色蒙面长袍的妇女从早上四点开始就排成一排，在挨个儿投票。这是阿富汗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刻，尽管我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重要性时刻带来的激动对我来说丝毫不减。这是自从哈米德去世后我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那个时候，卡尔扎伊总统承诺赋予妇女权利，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这些都是我深信的理念。初次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安抚强硬分子身上，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为阿富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惜，在2005年取得的大胜利没能在2009年得以复制。尽管后来他赢得了选举，但有很多人指责他大肆造假。这也提醒了我，在阿富汗，在短短的4年里，什么都有可能变味。
2005年，阿富汗宣布实行议会选举，选出议员代表阿富汗国内不同的区和省份。我们库菲家族认为应该重整政治遗风，应该参与到新时代的政治中来。家族中至少要有个人参加选举，至于选谁做代表，大家议论纷纷。我哥哥纳迪尔沙哈，即杜乐特妈妈（被我父亲休了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的儿子，想参加竞选。纳迪尔曾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游击战士指挥官，后来，他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政治的，还在当地有政治头衔，他是巴达赫尚省库夫区的地区管理人员。可以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家族参选的最佳人选。
可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才是最适合最有经验的人选。尽管我没有像纳迪尔一样有地区从政经历，可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士，我都有广泛的接触；我还有组织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曾为地方服务过，还负责过好多项目。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议员，但我不知道众兄长是否会答应我去参选。
我先是给哥哥米尔沙卡伊打了电话。小时候，他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当选为社区领袖，父亲生前常常抱他上马背，让他坐在马鞍前面。那时，米尔沙卡伊就会以狂妄自豪的眼神从马背上往下看着我。当时我恨他，心里充满了嫉妒。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骑到父亲的马上去，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永远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然而，当我们渐渐长大后，米尔沙卡伊却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塔利班统治时代，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经常搬来搬去。也是他最终敲定我跟哈米德的婚姻，是他出席我的婚礼现场，让我肆意表达离开娘家去夫家时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他从阿富汗流亡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去了欧洲，和其中一个妻子在丹麦定居。但他一向和我很亲密，直到今天，我们每周都还会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对他讲明了情况，还告诉他为什么我才是参选议员的最佳人员。他耐心地听着，挂电话时向我承诺，会和其他人好好谈一谈。
家族内部分歧很大，争论了好几个星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家族内部选举。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大多数亲戚家人支持我参选，反而劝服纳迪尔退出。他们认为，家族里只能出一个人参选，因为两个人参选，就会互相竞争，导致家族内部不和谐。
真希望母亲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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