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
调查总共花了6个星期。莎哈扎德才18个月大，不在的日子里我无比想念她。哈米德非常乐意照顾她，因为我知道，在他内心，他也明白自己时日不多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能够和心爱的大女儿亲密相处，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调查结束后，我回到孤儿院继续工作，这进一步促使我投身政治。孤儿院有120名学生，男生女生各60名。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凄惨。有些孩子父母双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孤儿。有些孩子的母亲还健在，但改嫁之后，继父不要他们；有些孩子家里养不活他们，所以才被送到孤儿院。这样的命运听了之后真令人心碎，我真希望能够将每一个孩子都带回自己家里。头三个月，我一个个孩子问过来，了解他们的背景，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分门别类录入数据库。
尽管孩子们的身世悲惨，孤儿院却是个欢乐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带上两个女儿，舒拉在头巾底下很安静，莎哈扎德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如今，有些孩子与我至今还偶尔有联系。好几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我还会尽可能去帮助他们。有些孩子到喀布尔学习，我就租房子给他们住。没了父母亲，他们无依无靠，我见了就想帮上一把。我钱不多，帮助他们时经济上也常常捉襟见肘，但我就是想这么做，就是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们。
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联合国在当地设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我递交了申请，结果获得了一份名叫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办事处很小，我担任第二负责人。给联合国办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大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我需要与在战争中失去家园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成人打交道。
我的部分工作职责是与青年和民间团体联系。其中一个团体名叫巴达赫尚女性志愿者协会，我在业余时间志愿为该协会工作，主要是筹集资金，协助安排小额贷款给创办小企业的女性。我还参与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策划小组，他们计划每年3月8日搞庆祝。至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习惯，阿富汗当然也还没有普及，但在巴达赫尚省，这个节日已经被公认为一大盛事。这一天，我们到农村给女性朋友赠送礼物，并组织一场年度母亲大赛，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农村女性的自豪感。
在法扎巴德，我们还举办过一场大型活动。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那里做了第一场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我讲述了内战时期喀布尔女性和普通百姓的遭遇。我畅所欲言，慷慨激昂，讲到了阿富汗女性的坚强与力量，讲到了在内战中，她们不畏暴行，即使眼看着丈夫儿子残忍地遇害，自己遭到弓虽.女干和折磨也没有失去坚强和骄傲。我把她们称作不可阻挡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几乎控制了阿富汗的其他所有地区，但仍然没有攻占巴达赫尚省，那里依然是拉巴尼政府的天下。由于拉巴尼曾经和游击队联合，许多人认为我的演讲过分指责了游击队。那段时期，人们还不想批评游击队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如此，是他们将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抨击他们就被视作不爱国，甚至是叛国。就赶走苏联侵略者而言，我当然是崇拜游击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也对平民百姓犯下了许多野蛮的罪行，包括对我自己的家人。
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不少政府官员面露愠色，惊讶得没做声。但后来，许多普通百姓，包括教师、医生和社区志愿者，纷纷来到我面前，称赞我的演讲相当精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哈米德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保住他，不让他走上那条必然之路，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企图用最新的医疗手段来治疗他。我的姐姐让我不要再浪费钱了，叫我接受现实。但他是我深爱的男人，正如他入狱后我不能坐视不管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病死。他是那么支持我的事业，那么高兴地看到我取得成功，所以我感觉到将他救活是我理应做的分内事。自从舒拉出生后，我们就不再有肉体接触，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爱回来了。我想，他因为在我生了第二个女儿时那样对我而感到愧疚，所以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来证明他完全支持我。每当我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