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派和善良精神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很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大门之后，我找到了监狱大楼。哈米德就站在那里，身边有两个塔利布①看着。我惊讶地发现，哈米德几乎没任何反应。前一秒钟，他还匆匆赶回家，手里拿着买给妻子的巧克力，下一秒就被逮捕了。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我盯着塔利布，说：看！看我的手！这是指甲花，新娘才有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信奉伊斯兰教，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合乎一个穆斯林分子应有的标准。我们刚刚结婚，如果你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再也没有穆哈兰姆了。我该怎么生活？我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东西，没有人照顾我。我还是个年轻女子，除了老公，无亲无故啊！我以为自己的理论能够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说不定还会让哈米德回家。但是，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被一个女人的请求所打动的。他们理都没理我，还带着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门。我跟在身后，还紧紧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请求。等他们开了门，我的心立马沉了下来，因为门后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着手铐，一些囚犯被捆绑，一些囚犯站着，所有人都被赶到发着恶臭的院子里，挤在一块儿。
其中一个塔利布抓着哈米德的手，我仍旧握着他的另一只。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就要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拆散我们，我甚至担心他们不加审判就要对他执行死刑。既然不给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么不加审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旧没有松手，并且再次请求说：我也要进去，我怎么能够独自离开呢，我是个女人，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你是个穆斯林，你怎么能这么做？塔利布用普什图语回答我，语气粗鲁，口音就像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闭嘴，你这个女人，你讲得太多了。说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着栽倒在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里，当时我还穿着高跟鞋和礼服。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转过头试图拉我起来，但塔利布推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进了一扇大门。就在我挣扎着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后一眼。然后，大门就合上了。
哈米德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现在安全吗？他人在哪里？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出租车，于是穿着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对我说，哥哥最近在亲戚家不停地换着住，连续三个晚上每天都换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尔特瑟，一个在内战中饱尝战火之苦的喀布尔西部地区。既然我现在帮不了哈米德什么忙，那就帮帮我哥哥吧，于是我就去找我哥哥。
到了之后，没有跟亲戚行额手礼，我就粗鲁地直接闯进去，我要亲眼看到哥哥才放心。房主夫妇都是教师，丈夫是喀布尔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妻子跟千千万万个阿富汗勇敢女人一样，不顾禁令，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家里私设学校。这对夫妇膝下无子。
房间没有沙发，好多垫子靠墙一字排开。米尔沙卡伊躺在一个垫子上，面对着墙壁。看我来了，他的脸上突然警觉了起来。自从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