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史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怒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穿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哭了，但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生气，因为脸上的妆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青年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声变得很响，身子也很热，看来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一丝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是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思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的自由，我选择了后者。
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妇女带来保护。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从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