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 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 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我的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