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
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
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
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
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
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
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
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
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
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这段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末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呜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蹬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而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现在已想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