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象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思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四月二十七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