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谈判者。我可以用他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人。”。
事与愿违，罗杰斯在美国外交上不但不是一个决策者，而且也不是一个重大谈判的主持者。与苏联搞缓和，与中国改善关系，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罗杰斯都几乎插不上手；只是因为基辛格是犹太人，尼克松觉得不便让他与阿拉伯领导人接触，才让罗杰斯去解决中东停火问题。尼克松既然把外交大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对基辛格委以全权重任，形成一个以白宫为核心的尼——基外交主轴，罗杰斯和国务院只好退居二等角色。即使尼克松并非有意冷落罗杰斯，也势所必然地要更多地在外交上倚重于基辛格。
其实，尼克松与基辛格并不亲密，彼此的关系只是客客气气的，属于公事往来，相互守礼。对于基辛格的毛病，尼克松看在眼里，有时顶多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抱怨一两句。在尼克松看来，基辛格这个足智多谋的哈佛教授，显然要比亲信至交罗杰斯更为重要。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热衷于搞的一系列创新外交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这些新想法很对尼克松胃口。在外交风范上两人都热衷于唯我独尊，不信任官僚机构，酷爱保密；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家伙端出既成事实，突如其来，出奇制胜。
尼克松执政以后所优先考虑的同苏联搞缓和及打开通向中国大门的美国外交政策，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七O年，经过艰辛的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一九七一年，也就是他上台第三个年头，有种种迹象可以预期美国在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中出现大转化。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五日对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用长达二百二十五页的篇幅作了描绘。在这份报告中，他告诉北京，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要求充当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为了使那样的要求取信于人并行之有效，共产党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同外部世界接触。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对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
不久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梅利·博丹来白宫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件，除了重复说欢迎派一位美国特使到北京谈判，还透露了一个全新的信息。这个信息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受到鼓舞。它预示在不太长的时间，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他指示国务院采取措施，尽快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正在这时，华盛顿刮起了倒基风。基辛格也以辞职相威胁，几次喊着要回哈佛去。尼克松执政头两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尽管是他本人提出并亲自掌握的，可是也渗透着基辛格的心血与智慧，与基辛格满腔热情地执行是分不开的。
尼克松当然不愿前功尽弃。他出来给基辛格撑腰了。至少是在他的默许下，基辛格本人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说：“必须停止对基辛格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攻击亨利·基辛格就是攻击总统。”
尼克松还通过新闻秘书齐格勒对参议员赛明顿进行了批驳。把赛明顿的攻击说成是“混淆视听，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齐格勒以和事佬的安抚口吻表白说，“尼克松对国务卿相国务卿的判断有最大的信任。”
在尼克松撑腰下，基辛格更是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