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太不象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雷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辛格更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篇大论指责罗杰斯。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份了。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他也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窝囊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三月十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三月十九日为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子。基辛格看了这份备忘录，怒气冲冲地对尼克松说，国务院显然存心在开会日期上搞拖延，如果除去总统考虑问题要用的两天时间，那么，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七天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务院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议程是，中国人只有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释放犯人等双边问题上让步以后，美方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基辛格又在尼克松耳边抱怨起来，说罗杰斯正在破坏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
原先打算在三月十九日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就在扯皮中给耽误了。
基辛格在三月二十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四月十五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十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四月三十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二十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经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四个星期之后，四月二十八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五月二十日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在目前，在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鹦鹉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五月十八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