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一百四十三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他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以前是笔墨战场不伤人体，现在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王朝，又与美国军队在朝鲜作了较量，面对苏联，何惧之有？2大不了打开国门，让你进来，到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由不得你了……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啼，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四个老帅身上。
最近，五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他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其他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这项提议，在他脑中萦思已久。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讯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尼克松一定是想从越南脱身。算盘打得很精。
想到美国，他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他跟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翻译将“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他觉得不对，打断谈话，要斯特朗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在美国“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说，这样译不够确切，这不是他的原意。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象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作成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他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不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领袖也不能例外。他又想起来了，十年前，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早上，他在这东湖边上又会见了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他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岁，斯特朗七十三岁，而他自己当时六十六岁。记得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记得，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他记得，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