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来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地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
“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像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的地步：既“亲切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像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06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的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