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样常常让我们拿他“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地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散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烫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热闹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虹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像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
“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
“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的病几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气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纶，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气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02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住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了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
“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经历的痛苦。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东西，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7个俯卧撑就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气熏润，我的脸色看起来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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