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罢了。
伯夷和其弟叔齐，为孤竹君之子，互相让位而逃离本国。伯夷后来逃到“周”这个地方，当时周还是诸侯。他看到周武王起来革命，就劝阻说，你最好不要革命，这是造反的事情。但周武王说，不行，天下百姓在受苦。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伯夷就不再食“周粟”，认为从商朝变周朝之后，连食物也改变了朝代。结果兄弟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一种作为，对人对事的要求都非常高，绝不妥协，在孟子看来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叫做清高。
第二位圣人非常负责任，叫做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他辅佐商汤王推翻暴君夏桀，创建了商朝。伊尹的作风跟伯夷不一样。“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任何君主都可以服侍，对于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天下安定出来做官，天下动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的作风。伊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强调：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下》）
天生育了这些百姓，就是要使先知道的去开导后知道的，使先觉悟的去启发后觉悟的。我是天生育的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尧、舜的这种理想来使百姓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伊尹这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朗朗上口。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就是比较聪明，对于人生该做什么，人性往哪里发展，很容易就觉悟了；也有人只顾自己的生活，没时间也没兴趣想这些问题。所以人才需要接受教育，由前面那些先知先觉之士，教育后知后觉之辈。我们一般人都属于后知后觉，要有老师来教我们。我们懂了之后也去设法实践所学的东西，这样整个社会就慢慢改善了。伊尹曾经好几次出来做官，别人不要他，他就退下来；别人需要他，他就出来做官，非常有责任感，总觉得我一个人得到尧舜之道的好处，也要让天下人都得到，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没有受到这样的照顾，我就应该出来做事，帮大家的忙。这种行为，涉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第三位圣人非常随和，叫做柳下惠。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
柳下惠不以坏君主为羞耻，也不以官职低为卑下。入朝做官，不隐藏才干，但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原则。丢官去职而不抱怨，倒楣穷困而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他态度随和不忍心离开。“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在我旁边赤身裸体，又怎么能够玷污我呢？”所以，听说了柳下惠作风的人，狭隘的变得开朗了，刻薄的变得敦厚了。
柳下惠和伯夷正好是对照。伯夷清高，稍微有一点看不顺眼，就不愿妥协。柳下惠随和，完全不拘小节。两个人在孟子心中都达到圣人的要求。说明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和作风，只要坚持真诚善意，努力做下去，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这样说了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希望了，圣人不再是只有少数帝王像尧舜禹汤这些，一般念书人只要能够为百姓服务，坚持某种理想，都可以成为儒家的圣人。儒家思想的演变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三种圣人，第一位非常清高，清者；第二位非常负责任，任者；第三位非常随和，和者。第四种圣人，孟子认为是孔子，“圣之时者也”，是圣人中最合时宜的。这里要分辨一下“时”这个字。古代讲“时”是时机、适当的时候。也就是你要判断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怎么去做，该清高时清高，该负责时负责，该随和时随和，这需要判断。孟子这样描写孔子：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万章下》）
孔子离开齐国时，捞起正在淘洗的米就上路；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应该速去就速去，应该久留就久留，应该闲居就闲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是孔子的作风。
离开一个国家，代表孔子没有受到重用。离开齐国时，孔子把正在洗的米捞起来就走，等不及吃一顿饭。因为齐国不是孔子的祖国，离开时毫不留恋。但他离开鲁国的时候，他说各位同学，慢慢走吧，这是离开我们父母之国的态度，表明孔子希望鲁国的国君再把他请回去。所以什么时候应该快走，什么时候可以留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做官，什么时候应该隐居起来，孔子对这些都有智慧的判断。孟子接下来讲了两个比喻，说孔子是集圣人的大成。所谓集大成就像古代演奏音乐，开始时先敲钟，结束时击玉磬；开始奏出旋律节奏，要靠智能，最后奏出旋律节奏，要靠圣德。智慧有如技巧，圣德有如力气。像射箭，一百步之外，把箭射到目标区域，这不简单，代表这个人力量很够，但要射中靶心，靠的就不只是力气了，还需要智慧。儒家思想的特色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