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
报告草拟完毕，邓成高说道：“有些建议是不是过头了？比如‘逐年增加赌税’，这一条，万一竞投胜出，那可是要履诺的。是不是改动一下？”
叶汉摇头：“这些条款约束是很大，但要竞投成功，不拿出令葡国和澳府格外兴奋的施政纲领怎么能行？原文一条也不能改，万一我失败，能使‘泰兴’蒙受损失，我也能获得些许安慰。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这一次我还是玩‘孤注一掷’的赌博！”
邓成高不再说话，又认真改正、校对，用中、英、葡三种文字成书，留下底稿，直接寄往里斯本葡国政府。
五个月后，葡国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据伯多先生透露，葡国专就叶汉的建议，召开了首脑会议，就澳门的前景问题讨论，考虑撤换白理觉。
白理觉在葡国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对叶汉恨之入骨。他打电话告诉叶汉，即使他离开澳门，赌牌也绝不会落在叶汉手中，他会有办法继续帮助高可宁。
“人走茶凉”，作为高可宁，他太知道这道理了，明白一旦白理觉离开，他只能依靠新的势力来庇护自己。幸好持牌多年，树大根深，与白理觉之外的葡国上层官员有很深的关系，他一边派遣傅继业赴葡萄牙活动，一边又想出办法稳住叶汉。
1957年初秋，高可宁亲自来到国际酒店拜访叶汉。
双方在小客厅就坐后，高可宁先开口说：“叶先生，上次竞投的事，高某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是知道的，我年纪已经大了，历来做的都是押业，对赌场并不内行。我之所以不择手段稳住目前的局面，全是为了这张老脸。”
叶汉默声不响，静听着高可宁说话，慢慢揣度他的意图。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20多年来，泰兴公司在傅老板手中坚如磐石，如果一到我手中赌牌就失去，我老脸往哪放？”
“高先生不必拐弯抹角了。”叶汉终于忍不住说，“有什么话直说吧，我喜欢爽快。”
高可宁点头：“那我就直说了，实不相瞒，自从傅先生死后，因公司内没有一个精于赌业的专门人才，我想着把你拉进来——当然是占股份的，不是打工。公司其他人员提议，这事最少要到下一届竞投才说，我认为，那样一来，说明泰兴公司不够诚意，现在说出来会更好一些。不知叶先生意下如何？”
叶汉自然不信这一套，冷笑道：“高先生不是说要分一间赌场承包给我么，怎么现在又变成合作关系了？”
高可宁一时语塞，很久才说：“我事前不是已经申明，那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来的。叶先生，此事就不要提它了，你考虑一下，想清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通知我。等我此届期满后再携手合作。”
叶汉摇头：“不必考虑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叶汉竞投这一届赌牌是绝不会放弃的，即使找合作伙伴，也绝对不是你们泰兴公司。高先生说，人要脸，树要皮，多年以来，叶某一直是公开站在贵公司相反的立场上，如果现在突然改变，岂不是自己背叛自己？我还有什么面目立足澳门？”
高可宁见叶汉毫无通融余地，改变口吻道：“叶先生既然不愿给这个面子，那就到1959年竞投场上见高下好了，大不了鱼死网破，把底价抬高数十倍。我不怕，我亏得起！”
叶汉点头道：“高先生总算说了一句令叶某佩服的话，这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叶某虽然没有你那么有本事，但我是一个大胆的赌徒！”
1958年，白理觉被葡萄牙国召回，取而代之的将是第119任总督马济时先生。
据伯多先生向叶汉透露，马济时是个颇有创意的人，他以痛恨贪污腐化而在葡萄牙国内享有崇高威望。里斯本派他来澳门，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可想而知，叶汉的报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伯多先生最后要狗仔转告叶汉，在马济时到任后，他不可能再提供内部情报，在马济时面前，他必须以新的工作方式和诚实态度做官。
1959年初，马济时正式到任。离开葡国时，里斯本交给他叶汉的报告书。叶汉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每一条都合他的胃口，边看边拍案叫绝，掩卷之后又想到：一个能拿出这么有分量的报告的投标人，居然不能中标，澳门的停滞不前和白理觉的混蛋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约在5月间，马济时召见了叶汉。
一见面，马济时就开诚布公地说：“叶先生，我找你是为了澳门日后的繁荣和总体利益，并不是和你拉个人交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念头，我奉劝你趁早打消！”
听到这话，叶汉喜出望外，可见伯多先生的话不假，便道：“听了马总督这番话，叶某很高兴。想来总督对我已有所了解，我是赌徒，赌博的精髓是公平竞争，最嫉恨舞弊做手脚，这一生，我深受其害，故一贯切齿痛恨。要说拉个人关系，从财势上讲，十个叶某也不是高可宁的对手，如果马总督仍和上任总督一样，那我可就死定了。谢谢马总督的一番话，这等于是一种福音，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我就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