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来问防止蔬菜叶虫方法，余告以施用石油乳剂。然彼施后，因浓度过高，致菜焦枯。
又一日，叔父咸良来问水稻白穗原因，余则在田中拔白穗之茎，剥茎，出茎内螟虫示之。
彼大惊服，遂以稻瘟神作案之说为迷信。
综计余所告各种方法，实施后有效者果有之，无效者亦不少。且对许多问题尚不能解答。
余对彼辈栽培水稻豆麦等经验甚为佩服。
这种活的经验，在沈先生的农学教育上有无比的价值。因为，他有了这种活的农场经验，他才可以评判当时农学校的教材与方法的适用或不适用，才可以估量每个教员的行不行。他说：斯时（杭州笕桥）农校教师，除陈师宗以外，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不切合实际情况。
昆虫学常以日本《千虫图解》充当标本，从未领导学生至野外采集。余偶采虫问之，彼即以之与《千虫图解》对照，加以臆测，亦从末教余等饲虫研究。园艺教员授蔬菜课，则亦多迻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作物教员因在日本学畜牧，乃译述《牧草》讲义，而于笕桥最著名之药用作物从未提及。教室与环境完全隔绝。田间实习仅种萝卜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觉实习教员之经验远不及三哥也。故自第二年级起，余对农校功课渐感不满，深恐将来只能在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页29—30）
不但中等学校不能满足这个来自田间的好学生的期望，当时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逃不了他的冷眼批评。他说：北农预科之英文、理化、博物等课，较笕农为深。唯博物一科仍用书本及日本标本为教材，不免失望。（页38）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一年级……功课为无机化学、植物、地质、土壤、作物、昆虫、农场实习、英文、数学等。除英文、数学外，概用中文讲义。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殊感失望。
这个有农田经验的好学生到了农业本科三年级，才有力量从消极的失望作积极的改革活动，才提议改换三四个不良的教员，如英文、园艺、农场实习等课的教授。那时候，金仲藩（邦正）来做校长，添聘了邹树文、王德章等来教授农学；设朝会，金校长亲自主持，训勉为人道德，校长与诸师同来饭厅，与学生同桌共餐，“全校精神为之一振”。
但这个开始改良的农专，不久就起了风潮，金校长辞职，他请来的一班好教员也都走了。“半月之后，校长虽然回来收拾风潮，但那些教员从此辞职不复返矣”。
沈先生在国内学农科，到北农本科毕业为止，前后不过五年多（民国二年一月到七年六月），他的记载因为都是老实话，很可以作教育史料。他的评判并不偏向留美学农的教员，也并不限于消极的批评。例如他说：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留日）之农政学、农业经济、畜牧及肥料；吴师季卿（留日）之无机、有机及分析化学；章师子山（留美）之植物病理学；汪师德章（留美）之遗传学及金校长仲藩之朝会训话。……（页46）
汪师教遗传学极为清晰，余对曼德尔遗传定律自此明了。……
这也是教育史料。
沈先生学农有大成就，他的最大本钱并不是东借西挪的学费，乃是他幼年在农田里动手动脚下田施粪的活经验与好习惯。所以，他在笕桥农校的第一年，二月间即实习制造堆肥，先集牛粪与稻草，层叠堆上，然后用水及粪尿润湿之，以脚践踏，人以为苦，余独轻易完工。师生颇惊奇之。（页28）
所以，他后来在常德种棉场服务，他就决定日间与农友下田同工，并调查农事，一以监工，一以学习农民植棉方法，知其优劣。
早、晚读棉业及其他农学书籍，期以学理与实用贯通，手脑并用。故早饭后即赤脚戴笠荷锄与农夫同去工作。（页69）
所以，他后来在南京第一农校教昆虫学，他遂一方面先自采集附近昆虫，参照日本《千虫图解》以定其科属，……一方面解剖主要昆虫，以认识口器头胸腹诸部，然后随教随以实物相示（页73）。所以，民国十四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跟着几位名教授研究遗传育种的时期，他自己记载：余在田间工作，除论文材料外，随助教做小麦、蔬菜、牧草等实地育种工作，并随教授旅行实地检查改良品种之纯杂，由此得尽窥遗传育种与推广之底蕴。
……盖教室与实验室所得均为遗传原理，非经此实习，不知田间技术之诀窍，则回国后做实地育种工作必感困难。康大教授与助教常谓余曰：“汝能实地苦干，诚与众不同也。”（页83）
这种“手脑并用”的实地苦干，是沈先生做学问有大成就的秘诀，是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能造就许多优良的农业人才的秘诀，是他后来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时能为国家奠定农业科学化及农业推广制度的秘诀。而这个成功秘诀的来源就在他“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的活经验与好习惯。
总而言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