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话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一九三三年，北平协和医学校代理校长顾临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寻一个人翻译西格里斯博士（）的《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恰好那时顾谦吉先生愿意担任这件工作，我就推荐他去做。我本来希望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可以担负翻译的费用，不幸那时编委会没有余力，就由顾临先生个人担负这个译本的稿费。

    顾谦吉先生是学农学的，他虽然学过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却不是医学的内行。他翻译此书时，曾得着协和医学校的几位教授的帮助。李宗恩博士和姜体仁先生曾校读译本全稿，给了译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为自己爱读这本书，又因为顾临先生独立担任译费使这部书有翻译成中文的机会，其高谊可感。所以我自告奋勇担任此书“润文”的责任。此书译成之后，我颇嫌译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错误，所以我决心细细重校一遍。

    但因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这部书的中译本的付印延误了一年半之久。这是我最感觉惭愧的。（书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译，有时候先后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还有遗漏未及统一之处）

    今年美国罗宾生教授（G. Canby Robinson）在协和医学校作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谈起此书的翻译，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这书英文本的译人包以丝女士又是他的亲戚，他又是怂恿她翻译这书的人。我也很高兴，就请他给这部中译本写了一篇短序，介绍这书给中国的读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作序一篇，和美国黑普金大学魏尔瞿教授的卷头语一篇，我都请我的朋友关琪桐先生翻译出来了（罗宾生先生的序是我译的）。

    有了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说什么了。只因为我曾许顾临先生写一篇介绍这书给中国读者的文字，所以在说明这书翻译的经过之外，我还是补充几句介绍的话。

    西格里斯教授在自序里说：

    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是本书的计划，可以说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尝试。

    这句话最能写出这部书的特别长处。这书不单是一部医学发达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医学史。

    这部书当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小史。著者领着我们去看人体结构的知识（解剖学）和人体机能的知识（生理学）的发达史；去看人类对于病人态度的演变史；去看人类对于病的观念的演变史；去看病理学逐渐演变进步的历史；去看人们诊断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学问技术逐渐进步的历史。每一门学问，每一种技术，每一个重要理论，各有它发展的过程，那就是它的历史。这种种发展过程，合起来就成了医学史的全部。

    但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它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级，决不会产生一个佛萨利司（Vesalius），更不会产生一个哈维（eur）或一个郭霍（Koces）！我们在今日重读两千几百年前的《黑剥克莱底斯誓词》（此书的第七篇内有全文），不能不感觉欧洲文化的科学精神的遗风真是源远流长，怪不得中间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始终不能完全扫灭古希腊、罗马的圣哲研究自然爱好真理的遗风！这个黑剥克莱底斯——盖伦的医学传统，正和那多禄某（Ptolemy）的天文学传统一样，虽然有错误，终不失为最可宝贵的古代科学的遗产。没有多禄某，也决不会有解白勒（Keppler）、葛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新天文学。没有黑剥克莱底斯和盖伦，也决不会有佛萨利司、哈维以后的新医学。——这样的科学遗产就是我们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与医学》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处处使我们明白每一种新学理或新技术的历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伦的治疗术固然是古希腊医学的背景；但是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体力竞赛的风气，崇拜健美的人生观，等等，也都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腊罗马的古医学遗产固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医学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是敌视科学的）重视病人，看护病人隔离不洁的风气，文艺复兴时代的好古而敢于疑古的精神，巴罗克美术（Baroque Art）注重动作的趋势，全欧洲各地大学教育的展开，等等，也都是这新医学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这样的描写医学的各个部分的历史发展，才是著者自己说的“用一般文化作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样的一部医学史最可以引导我们了解这世界的新医学的整个的意义。这样的一部医学史不但能使我们明白新医学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读完这书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这部书不仅是一部通俗的医学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常识教科书。它是一部用历史眼光写的医学通论。它的范围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