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思想的演进，工作的计画。我的朋友hummel 先生读了这篇自序，写信给作者，说此篇应该译为英文，因为这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我很赞同这个意思。顾先生少年时曾入社会党；进北大预科时曾做几年的“戏迷”；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变为今文家；他因为精神上的不安宁，想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所以进了哲学系；在哲学系里毕业之后，才逐渐地回到史学的路上去。他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读书像“瞎猫拖死鸡”一样，所以三十年国内的学术思想的变迁都一一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又是一个“性情太喜欢完备”的人，凡事都要“打碎乌盆问到底”，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肯浅尝，不肯苟且，所以他的“兴之所之”
都能有高深的成绩。他的搜集吴歌，研究孟姜女，讨论古史，都表现他的性情的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虚心好学，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然而这样“一本万利”的收获，也只有顾先生这样勤苦的农夫做得到。当民国九年十一月我请他点读《古今伪书考》的时候，我不过因为他的经济困难，想他可以借此得点钱。他答应我“至慢也不过二十天”（页6）。但他不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做一点点苟且潦草的事，他一定要“想对于他征引的书都去注明卷帙，版本；对于他征引的人都去注明生卒，地域”（页14）。因为这个原故，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划。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
到民国十年一月，我们才得读崔述的《考信录》。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页22）。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到十年的六月，颉刚早已超过《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自己想做三种书：
（1）《伪史源》；（2）《伪史例》；（3）《伪史对鞫》（页36）。
这三种之中，他的“伪史源”的见解于他这五年的史学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他说：
所谓“源”者，其始不过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展转应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说来更像，遂致信为真史。现在要考那一个人是第一个说的，那许多人是学舌的，看他渐渐的递变之迹。这是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这个方法，下了两年的苦功，然后发表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涵义：（1）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他应用这个方法，得着一些结论：（1）春秋以前的人对于古代还没有悠久的推测。
（2）后来方才有一个禹。禹先是一个神，逐渐变为人王。
（3）更后来，才有尧舜。
（4）尧舜的翁婿关系，舜禹的君臣关系，都是更后来才造成的。
（5）从战国到西汉，尧舜之前又添上了许多古帝王。先添一个黄帝，又添一个神农，又添一个庖牺，……一直添到盘古。
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几千年传统的思想的权威却使一班保守的学者出来反对。南京出来一位刘掞藜先生；连我的家乡，万山之中的乡村，也出来一位胡董人先生。这些人的驳诘却使颉刚格外勤慎地去寻求新证据来坚固他的壁垒。结果便是此书中编的讨论和下编的一部分。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颉刚近年正在继续做辨证古史的工作，他已有了近百万言的稿本了。他的《古史辨》第二册已约略编成，第三册以下也有了底子。他将来在史学界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他自己说：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