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里应有的情节。所以及后来京戏里便改为第一次是门神拦阻，第二次是赤身裸体不敢见“星主”。
元曲《盆儿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话，要博取台下看戏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剧情节虽惨酷，而写的像一本诙谐的喜剧。石玉昆认定这个故事应该着力描写张别古的任侠心肠，应该写的严肃郑重，不可轻薄游戏，所以他虽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写法大不相同。他一开口便说张三为人鲠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同一故事，见解不同，写法便不同了。书中写告状一段云：老头儿为人心热。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来，挟了乌盆，拄起竹杖，锁了屋门，竟奔定远县而来。出得门时，冷风透体，寒气逼人，又在天亮之时；若非张三好心之人，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及至到了定远县，天气过早，尚未开门；只冻[的]他哆哆嗦嗦，找了个避风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时，身上觉得和暖。老头子又高兴起来了，将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儿，唱起《什不闲》来了。刚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听的一声响，门分两扇，太爷升堂。……
这种写法正是曲园先生所谓“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写包公的部分，虽然沿袭旧说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闲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学趣味。如乌盆案中的张别古，如阴错阳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楼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随笔写来，自有风趣。
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后，便放开手做去，不肯仅仅做一部《新龙图公案》了。所以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作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在这创作的部分里，作者的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蒋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虽有意描写南侠与北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个人真可算是石玉昆的杰作了。
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叫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理近情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向来小说家最爱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石玉昆却把白玉堂送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的“犹如刺猬一般，……
血渍淋漓，漫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这样的惨酷的下场便是作者极力描写白玉堂的短处，同时又是作者有意教人爱惜这个少年英雄，怜念他的短处，想念他的许多好处。
这书中写白玉堂最用力气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里他和颜查散的订交。这里突然写一个金生，“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直到三十七回里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只有同时出世的写十三妹的出场用这种笔法。但写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的一节，在诙谐的风趣之中带着严肃的意味，不但写白玉堂出色，还写一个可爱的小厮雨墨；有雨墨在里面活动，读者便觉得全篇生动新鲜，近情近理。雨墨说的好：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
就是爱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
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甚么意思来。
倘使书中不写这一件交结颜生的事，径写白玉堂上京寻展昭，大闹开封府，那就减色多多了。大闹东京只可写白玉堂的短处，而客店订交一大段却真能写出一个从容整暇的任侠少年。这又是曲园先生说的“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蒋平与智化有点相像，都是深沉有谋略的人才。旧小说中常有这一类的人物，如诸葛亮、吴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军师一类，很少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石玉昆的长处在于能写机警的英雄，智略能补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谋得实现。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著《侠隐记》（teers），写达特安与阿拉密，正是这一类。智化似达特安，蒋平似阿拉密。《侠隐记》写英雄，往往诙谐可喜；这种诙谐的意味，旧小说家最缺乏。诸葛亮与吴用所以成为可怕的阴谋家，只是因为那副拉长的军师面孔，毫无诙谐的趣味。写蒋平与智化都富有滑稽的风趣；机诈而以诙谐出之，故读者只觉得他们聪明可喜，而不觉得阴险可怕了。
本书写蒋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还簪一段，是读者容易赏识的。九十四回写他偷听得翁大、翁二的话，却偏要去搭那只强盗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后来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奸情，送了他的性命。这种小地方都可以写出他的机变与游戏。书中写智化，比蒋平格外出色。智化绰号黑妖狐，他的机警过人，却处处妩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