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干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抑犹有进者。互观中西双方历史，而论其政府与社会之比重，可谓中国政府乃以社会为基础，西方政府则仅以社会为凭借。故中国政府自秦以下，实皆由社会士人组成，王室虽在政府体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决不得谓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预政，政府随即崩溃，但社会传统则赓续如旧。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
以较西方历史，希腊未有国，罗马有国，然其国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会。故罗马帝国非即罗马人之天下，帝国亡，仍若与罗马人无关。欧洲现代国家兴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会建国，则至少葡、西不必分建两国，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奥、匈则不得成一国。而且中古时期以下，全部西欧，同操拉丁语，同信耶稣教，亦尽可成立为一国。欧西社会，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终成为多国。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当前之现代国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复盛，英、法恐亦将皆然。此乃西洋史与中国历史相异一大要端，诚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欧人，好言自由，力争民主，而屡起革命。此乃对社会言，非可对国家言。而中国历史则诚如近儒梁任公言，乃无革命。实可称西方革命，乃限于社会性，非可谓是国家革命。至如中国古代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中国传统之所谓革命，实属国际性，而非社会性。依西方史言，则不啻一国对另一国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再自中国史言之，秦代一统，固可说由秦消灭了六国。深一层言之，乃是当时中国社会新兴之士阶层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贵族阶层。故秦始皇帝时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雏形。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至汉武帝则士人政府乃确然正式成立。中国之士阶层，乃由社会产生，不由政府产生。故中国史上自封建而改为郡县，实可谓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下至三国，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为外族政权外，南方诸政府，何尝不由社会中士阶层来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与中国社会中之士阶层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两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议会政党政治，亦乃是由社会来组织政府，非可谓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会之上。故在西方社会中，仅可谓有知识分子，不得谓如中国之有士阶层。故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亦可谓乃先有其内在资本社会之病痛，而始有帝国主义之崩溃。
任何一社会，经历某一段时期，无不需变。即论中国社会，如余所陈，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门第、白衣，亦已历多阶层之变动。惟均不失仍为一士传统。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