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quot;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分开来。quot;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姑不必害怕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姑，附上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姑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口是华人，东姑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姑施压，要东姑让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想。到时东姑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议，谴责政府quot;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的组织quot;。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果早知道总理跟quot;全权代表quot;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quot;出卖quot;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姑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合并。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姑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新加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