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quot;蜜月期quot;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quot;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quot;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quot;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quot;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quot;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quot;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