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quot;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quot;。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