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quot;迫害quot;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