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quot;您想见我爸爸?quot;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quot;您代表谁讲话?quot;他说：quot;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quot;quot;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quot;quot;没有。quot;我说：quot;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quot;他说：quot;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quot;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这样的解释：
quot;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quot;
quot;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职位会减少。quot;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