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quot;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quot;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quot;文化大革命quot;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quot;文化大革命quot;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