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quot;四人帮quot;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quot;民主传统quot;。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quot;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quot;，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quot;文革quot;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quot;两个凡是quot;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quot;全党工作的重点quot;，放弃quot;以阶级斗争为纲quot;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quot;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quot;。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quot;文化大革命quot;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quot;四人帮quot;和quot;一小撮quot;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