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quot;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quot;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quot;搬石头quot;、quot;渗沙子quot;和quot;挖墙角quot;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quot;571工程quot;（因这个数字听似quot;武装起义quot;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quot;让他继续工作quot;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