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quot;忠于职责quot;，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quot;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quot;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quot;大跃进quot;，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quot;跃进quot;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quot;跃进quot;。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quot;跃进quot;。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quot;跃进quot;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quot;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quot;。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quot;二十大quot;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quot;极左分子quot;和quot;左倾修正主义分子quot;，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