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quot;斗争的quot;，但quot;民主人士quot;能够quot;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quot;。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quot;一个quot;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quot;杰出的个人quot;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quot;剥削阶级的领袖quot;同quot;工人阶级政党领袖quot;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quot;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quot;。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quot;对于领袖的爱护quot;本质上是表现quot;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quot;，而不是quot;对于个人的神化quot;。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quot;没有缺点和错误quot;。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quot;歌功颂德quot;等措施。quot;个人崇拜quot;是一种quot;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quot;，这种现象也不会不quot;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quot;。因而党的任务是quot;坚决地执行quot;中央反对quot;对个人歌功颂德quot;的方针，quot;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quot;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quot;歌功颂德quot;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quot;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quot;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