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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quot;边打、边稳、边建quot;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quot;社会主义改造quot;。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quot;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quot;、quot;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quot;（没有明确的时限）和quot;确保私有财产quot;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quot;公私一律平等纳税quot;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quot;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quot;）。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