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quot;分共quot;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quot;机会主义quot;；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干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末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士匪组成的四个quot;团quot;。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