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quot;勤工俭学quot;。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