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引起的风暴，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透不过气来了。
笔债无法偿，“民主自由”也难谈，胡适便只好“容忍”，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说，他的提倡容忍，“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种“容忍的态度”。据他说，拿笔杆的人，虽然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但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因而“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谈“言论自由”谈到了这样的程度，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哀啊!
因此，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评论是相当客观的。在热闹的背后，胡适的心灵孤寂而忧愤，达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①此信写于1958年1月11日；一说写于1957年。原信未见，转引自韦政通《胡适小传》(《现代中国思想家［七］》，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同样的意思，在给李济的信中也说过，他想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座小房子，以便利用史语所的藏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参看李济《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及《胡先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与影响》二文，分别见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第28卷第5期)
②参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第9册，第3402～3420页。
③杨树人先生当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秘书和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执行秘书；他所写《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
④《胡适与国运》，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印行。收文章四篇：(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诸心，系化名；(二)《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朱光汉；(三)《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李博爱，大约也是化名；(四)《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王爱维。作者是否一人，真实姓名，均不得其详。一说，经政府调查，该书出自几个人之手，其中一人为徐子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在北大时是胡适的同事。
⑤参看杜蘅之《人性与自由——再论胡适与台湾》，载香港《自由人》1958年5月14日。
⑥参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6页，1960年3月15日”所记。
商山四皓，原是指秦末隐居于商山的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等四位八十余岁的长者。传说西汉初，刘邦曾去聘请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出山。而吕后用张良的计谋，令太子卑词安车，把四位长者请来。刘邦见了，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便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企图。台湾政界借指陈诚、胡适等四人为蒋经国的羽翼，自然是把经国当作“太子”。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8册，1959年11月15日、23日。（三版注）
⑧参看上书第18册，1958年12月25日、1960年2月21日所附剪报。（三版注）
⑨同注⑥第37页。
⑩参看台湾《自立晚报》1960年2月7日“星期专栏”载《国民大会幕前幕后》一文所记胡适的谈话。
参看同注⑥第53页3月14日所记。
参看同注⑥第52页3月5日所记。
同注⑥第53页3月12日所记。
参看《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后收入《胡适选集》“演说”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虚一译《民主政治底两种观念》一文的译后记，载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译文题下有副标题：“敬悼胡适之先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学者与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