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t,如Pros.Georgee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久居美国，想回去做点事。⑩
在胡适流居纽约，思想苦闷的日子里，大陆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这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
，“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文中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追求进步，不愿跟他父亲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后，他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说，知子莫若父，硬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后来，连他内弟江泽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显然，大陆朋友的规劝并没能改变胡适的政治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听到消息，颇为高兴，他认为“美国领导出兵制裁共产党对韩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东亚的命运的转机”，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难得的一个“转机”；并希这场战争能够“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恢复中国大陆，拯救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一条大路上去”。
这也正是当年蒋介石政府许多人士的幻想。
这年七八月间，胡适花了40天工夫，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Calin’sGrandStrateg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反共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
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大法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