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