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