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钊致本校同事公函》，认为反对“无耻政客”为教育总长，事属可行，章士钊摧残教育，又提倡复古，仇视新文学新思想，“当然更应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⑥可见当日的情势，真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章士钊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⑦而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也称赞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⑧从此，聚居在北京东吉祥胡同的这些“现代评论派”的先生们，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号。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2）
当日的斗争虽然十分尖锐，但教授们之间的争论，其实也各有根据和道理。胡适等人偏袒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径，当时却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广大学生的严厉批评。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郑重致信，批评胡适说：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⑨
他们的批评可说是义正辞严，但又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首创文学革命时之精神”，也可说是仁至义尽的了。
这时的胡适，只是固守着“教育独立”的思想，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认识的，而且文学革命之精神余绪未泯。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攻击白话文学，他还是禁不住要予以回击。8月3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
》。文章披露章士钊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话歪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同时指出章士钊反叛的原因，说：
行严(按，章士钊字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⑩
胡适对于章士钊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而又很严厉的。后来章士钊作文辩解，提起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一事，还觉得不好意思，说胡适近于开玩笑呢!
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与陈源的笔战，尤为频繁激烈。胡适虽然偏袒章士钊，护着陈源；却并未公开参加这场笔战，也从未攻击鲁迅、周作人等反对章士钊的人们。而且，据他后来写给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对于周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1926年5月下旬，胡适随“中英庚款访问团”赴天津访问。住在旅店，夜间无事，翻读鲁迅的，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读来颇多感慨。当他读到《随感录四十一》时，更深受感动；联想到近年来围绕女师大事件的笔战，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适不禁心血来潮，便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他虽然好心，然而，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
①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
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
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②章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