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