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人生

    那个烟馆门前常常坐了一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人，扁扁的脸上擦了很厚一层白粉，眉毛扯得细细的，故意把五倍子染绿的家机布裤子，提得高高的，露出水红色洋袜子来。见兵士同伙夫过身时，就把脸掉向里面，看也不看，表示正派贞静。若过身的穿着长衣或是军官，她便很巧妙地做一个眼风，把嘴角略动，且故意娇声娇气喊叫屋中男子，为她做点事情。我同兵士走过身时，只看到她的背影，同营副走过时，就看到她的正面了。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习这些人的事情了。比城市里做夫人太太的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

    若这一天正杀了人，那被杀的在死前死后又有一种出众处，或招供时十分快爽，或临刑时颜色不变，或痴痴呆呆不知事故，或死后还不倒地，于是副官处，卫队营，军需处，参谋军法秘书处，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杀人那天如正值场期，场中有人卖猪肉牛肉，刽子手照例便提了那把血淋淋的大刀，后面跟着两个伙夫，抬一只竹箩，每到一个屠桌前可割三两斤肉。到后把这一箩筐猪肉牛肉各处平分，大家便把肉放到火炉上去炖好，烧酒无限制地喝着。等到各人都有点酒意时，就常常偏偏倒倒地站起来，那么随随便便地扬起筷子，向另一个正蹲着吃喝的同事后颈上一砍，于是许多人就扭成一团，大笑大闹一阵。醉得厉害一些的，倒在地下谁也不管，只苦了那些小副兵，必得同一只狗一样守着他的主人，到主人醒来时方能睡去。

    那时节我的母亲同姊妹，已把家中房屋售去，剩下约三千块钱。既把老屋售去，不大好意思在本城租人房子住下，且因为我事情做得很好，芷江的亲戚又多，便坐了轿子来到芷江，我们一同住下。本地人只知道我家中是旧家，且以为我们还能够把钱拿来存放钱铺里，我又那么懂事明理有作有为，那在当地有势力的亲戚太太，且恰恰是我母亲的妹妹，因此无人不同我十分要好。母亲也以为一家的转机快到了。

    住处祠堂对门有十来家大小铺子，那个豆腐作坊门前常是一汪黑水，黑水里又涌起些白色泡沫，常常有五六只肮脏大鸭子，把个嫩红的扁嘴插到泡沫里去，且喋呷出一种欢快声音来。

    当我已升做司书常常伏在戏楼上窗口边练字时，从别处地方忽然来了一个趣人，做司令部的秘书官。这人当时只能说他很有趣，现在想起他那个风格，也做过我全生活一颗钉子，一个齿轮，对于他有可感谢处了。

    这里有一个官药铺，门前安置一口破锅子，有半锅黑色膏药，锅旁贴着干枯了的蛇和壁虎蜈蚣等等，表示货真价实。常常有那么一个穿上青洋板绫马褂，二马裾蓝青布衫子，红珊瑚球小帽子，人瘦瘦的、留下一小撮仁丹胡子的店老板，站在大门前边，一见到我们过路时，必机械地把两手摊开，腰背微微弯下，和气亲人地向我们打招呼：副爷，副爷，请里边坐，膏药奉送，五毒八宝膏药奉送。因为照例做兵士的总有许多理由得在身体不拘某一部分贴上一张膏药，并且各样病症似乎也都可由膏药治好，所以药铺表示欢迎驻军起见，管事的常常那么欢迎我们。并且膏药锅边总还插上一个小小纸招，写着欢迎清乡部队，新摊五毒八宝膏药，奉送不取分文。既然有了这种优待，兵士伙夫到那里去贴膏药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我才明白为甚么戏楼墙壁上膏药特别多的理由，原来有不要钱买的膏药，无怪乎大家竞贴膏药了。

    我们的谈话也可以说是正在那里互相交换一种知识，我从他口中虽得到了不少知识，他从我口中所得的也许还更多一点。

    我所到的地方原来不过只是百十户左右一个小镇，地方惟一较大的建筑是一所杨姓祠堂，于是我们一来便驻扎到这个祠堂中。

    我有一次无意中还在背街发现了一个熔铁工厂，矗立个高过一丈的泥炉在大罩棚下喘气冒烟。

    那你给老子说说，老子再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因为我一面说话一面看他，所以凡是说到老子时总不得不轻声一点，两人谈到后来，不知不觉就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

    这秘书先生小小的个儿，白脸白手，一来到就穿了青缎马褂各处拜会。这真是稀奇事情。部中上下照例全不大讲究礼节，吃饭时各人总得把一只脚踩到板凳上去，一面把菜饭塞满一嘴，一面还得含含糊糊骂些野话。不拘说到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这种辱骂并且常常是一种亲切的表示，言语之间有了这类语助词，大家谈论就仿佛亲热了许多。小一点且常喊小鬼，小屁眼客，大一点就喊吃红薯吃糟的人物，被喊的也从无人作兴生气。如果见面只是规规矩矩寒暄，大家倒以为是从京里学来的派头，有点不堪承教了。可是那姓文的秘书到了部里以后，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即或叫副兵，也轻言细语，同时当着大家放口说野话时，他就只微微笑着。等到我们熟了点，单是我们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