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因为那个男孩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在西安出事了。我父亲当时就晕倒了。接下来他好了一点儿马上就打车到西客站准备来西安。我就是为了老人，才能够有力气返回北京。我在西安火车站给家里打电话，让人把我父亲追回来。而且我也马上呼了我爸。
她一直跟我在车站。她说她和那个男孩住在一间房子里，分分合合，生活很困难，男孩没有工作，她的收入也不多。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她的一切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分手的时候我什么动作也没有，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眼前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就是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
回到北京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做。回想发生的这一切，我几乎觉得我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捐款，我只给我自己留下几十块钱，我觉得够活了。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受欺骗、受伤害、被愚弄……还要面对周围不知真情的人们，我都要一个人来扛着。凭什么？我是爱她，可是离婚不是我的错呀！
说真话我不希望她跟那个男孩，他们不合适，他承担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记得在西安她跟我说：quot;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谁呀？谁还会要我？quot;
刚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个盼头，可是从西安回来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孤独。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怕过节，任何节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quot;弱势群体quot;，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quot;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quot;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